原因之二，是域外发达国家也期望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中分得一杯羹，从而进一步分享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成果。
从这一点来看，中国央行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，包括允许银行在外汇零售市场自主定价、批发市场中引入券商、保险、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。我们认为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将继续加速，这将使国内经济、金融市场获益良多，尽管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。
一方面，弹性汇率安排可以使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更加主动，另一方面，作为大国货币，本币结算增加可以弱化汇率对贸易影响，有助于央行更多通过利率工具在维持经济增长，控制通胀间取得平衡。如果在一路一带建设中增加更多国家对于人民币的接受度，扩大人民币圈，那么人民币就可以从结算货币上升到融资货币，这既降低了跨境借贷中的币种错配风险，也创造更多货币回流机制，并提高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。第三，货币国际化初期，推进本外币在资本项目兑换中需要稳定市场参与者的汇率预期。第二，随着国际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，为吸引中国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资产，需要提供多样化的人民币金融产品，而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。从日本教训来看，长期零利率政策削减了本国金融市场吸引力，融资货币的特性使国内居民增加高收益海外投资，造成资本外流。
第一，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、投资结算货币的使用比例增加。首先，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推进国内产能输出、实现产业转移，也增加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本币结算，这对构建和拓展人民币圈意义重大。记者：你刚才讲到了分配改革，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出原则、出路线图？吴敬琏：先要分析分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。
而共识，是一个国家顺利改革的必要条件。只是到了本世纪，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，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，递几次万言书，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，正式提出了纲领，加上有代表人物，像薄熙来，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。所以，最近一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。根本的问题在于，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。
在实际行动上，2006年前后，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，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。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，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。
记者：转变经济增长模式，政府说了很多年了，为什么成效不佳？吴敬琏：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，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，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。吴敬琏：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。改革共识已经形成，我所谓的共识就是：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，必须重启改革。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，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。
十年后，他更像一个犀利的批评家，从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，到提醒人们警惕权贵资本主义，再到断言不改革是死路一条，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转变。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，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，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，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？其实最近一年来，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，包括一些部长，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。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，因为家电下乡，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，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，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。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。
它的特点是：一方面有市场，另一方面，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，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，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。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：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。
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。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，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，叫做党国大公司。
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，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。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，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，顺应历史潮流，能够做多少做多少，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，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，不改革是死路一条。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、二十几年了，问题愈演愈烈。北京的空气污染，他们去年还嘴硬啊，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，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，这是干涉我们内政，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？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？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，我们不行啊。来源：财经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 。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，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。
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，（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）当地政府说，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。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，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。
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。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，但根据过去的经验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，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，1991-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，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，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，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，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，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。
吴敬琏：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？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，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。按市场经济的做法，应该补贴需方，然后通过市场购买，哪家好买哪家的。
二十几个一千辆，就达不到有效规模，这个钱是白花了。记者：改革本身只是个中性词，具体往哪个方向改似乎应该更加明确一些。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，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，第二位是企业，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，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，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，向国有大企业倾斜。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，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，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，但是大家见怪不怪，认为当然的，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。
结果在分配上，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，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。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，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。
记者：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，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，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。记者：所以也可以说改革方向是不坚定的。
十年前，吴敬琏出了一本自选集，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。现在问题又成堆，所以需要研究，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，然后梳理，根据轻重缓急、配套关系，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。
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，腐败愈演愈烈，现在已经深入骨髓。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，老是说要政府掏钱，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，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？记者：所以程序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础。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，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，要普及义务教育。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，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，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。
记者：你曾经说过，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，为什么这些年来这个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呢？吴敬琏：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，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，而是体制的问题。这两个问题不解决，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，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。
中国现在的发展，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。在此次与《中国企业家》的对话中，吴敬琏谈到了大政府越位干预市场的种种乱象，并由此论及改革顶层设计的紧迫性。
当然，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，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，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。但是，因为资源是稀缺的，给了这个企业资源，那个企业就拿不到。
